雷恩体育重磅!第九届中国十大公益诉讼揭晓!一案例入选!

数码频道 2020-05-24138未知admin

  由中案例研究会、中国大学诉讼研究院、最高环资庭、最高检察院第八检察厅、最高司法案例研究院、《周末》联合主办的第九届中国十大公益诉讼评选活动,结果日前在京揭晓。雷恩体育

  此次入选的十大公益诉讼,均系2019年审结、在上产生广泛影响并具有重治意义的公益诉讼案件,涉及未成年益、英烈名誉权、生态、消费者权益、食品药品安全、网络安全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公益诉讼案件的依法提起和审判,对于促进严格执法、彰显司法和法律监督、、提高法律意识和推进国家与治理现代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评选十大公益诉讼,其目的就是以案例促进、以案例、以案例记载、以案例回顾、以案例述说、以案例赞扬。经各主办单位共同努力并征求有关专家学者及最高和最高检察院相关业务庭室的意见后,最终入选第九届(2019)十大公益性诉讼的是:

  3.谢某诉北银消费金融有限、厦门市进步金融技术服务有限等征信姓名权案

  5.山东市滨城区检察院诉滨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依法履职行政公益诉讼案

  9.海南文昌市检察院诉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不依法查处“绝户网”行政公益诉讼案

  10.江苏南京市鼓楼区检察院诉南京胜科水务污染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本期推送第九届(2019)十大公益性诉讼的案情简介和入选理由,敬请关注。

  2018年8月始,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就未成年人票身高标准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随后于2018年9月30日约谈长隆集团,直接指出其侵权行为并提出应当以年龄作为标准。

  2019年2月18日,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就广州长隆集团有限多个场所存在以身高作为未成年人票标准的问题,代表消费者向广州市中级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广州市中级于当日立案受理。消委会要求长隆集团停止以身高为标准排除和不特定大多数未成年人的消费者,希望其以恰当方式给予未成年人并就其行为公开赔礼道歉。

  2019年2月25日,经裁定,准许广东消委会撤诉,广东省消委会诉长隆集团有限公益诉讼案依法结案。其后,长隆集团进一步明晰了旗下主题公园各票种和适用条件,更新了网站相关内容,将旗下长隆野生动物世界、长隆欢乐世界和长隆飞鸟乐园等主题公园原“学生票”调整为“青少年/学生”票,身高达到1.5米及以上的未成年人可购买相关票,并凭本人学生或居民身份证验票入园,明确了对全体未成年人的门票。

  本案是全国首例未成年人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案,这在全引起了广泛讨论。早前由于未成年人无理身份证而难以证明身份,导致我国在文化、旅游、交通等方面都主要以身高作为未成年人享受的标准。现在“身份证明难”等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身高标准却仍然为诸多行业所沿用,雷恩体育一直未曾纠正,影响到了未成年人消费权益的充分实现。

  本案的出现与解决充分体现了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和对未成年人消费权益的普遍关注,有利于实现倒逼相关行业与企业未成年益的目的,加快推动老旧的行业惯例得到修正,从而营造和谐稳定的消费与营商。

  2019年1月30日,原告华东大学学生王某某前往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并携带部分即食食品以备游玩时食用。在乐园安检时,王某某被告知根据《上海迪士尼乐园游客须知》,游客不得携带食品进入乐园。经交涉未果,原告自行处置食品后入园。

  3月15日,原告诉至上海浦东,请求判令:1、确认被告《上海迪士尼乐园游客须知》中“不得携带以下物品入园”部分的“食品、酒精饮料、超过600毫升的非酒精饮料”条款内容无效;2、被告赔偿原告因上述入园规则丢弃的食品损失46.30元。

  上海浦东于2019年3月15日立案受理该案,于4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审理期间多次组织双方调解。期间,被告对入园规则中相关条款内容进行了修改:除仍携带少数特殊食品外,游客可携带供本人食用的食品及饮料进入上海迪士尼乐园。9月12日,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主持调解,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对原告的食品损失46.30元,被告补偿原告50元(当庭给付)。该调解协议已经双方当事人签收生效。

  之后,上海迪士尼旅游实施主题乐园的食品携带和安检新规,游客可携带供本人食用的食品及饮料进入上海迪士尼乐园,但不允许携带需加热、再加热、加工、冷藏或保温的食品及带有性气味的食品。安检方面,上海迪士尼也将做出“优化”,游客在安检时可以自己打开包袋,如安检人员有要求,游客可自行将可疑物品取出,并在完成检查后放回。

  在消费领域,店大欺客往往是不愁客源、有一定规模的经营者的一种常见。一些知名文旅企业采取各种店堂告示或者单方性消费者的权益甚至人身权益,这种现象时有发生。本案原告是一名法科学生,遇到自到损害的情况不是像多数消费者一样气吞声,而是采用诉讼的方式依法,既了个人的权益,又了的切身利益,并且通过个案诉讼实现了帮助企业守法经营的客观效果,可谓一举多得。只有人人都行动起来,才能避免“公地悲剧”现象的重复发生,也许就是这一私益诉讼折射出来的公益价值。

  谢某诉北银消费金融有限、厦门市进步金融技术服务有限等征信姓名权案

  2016年4月2日和5月18日,谢艳在申办时两次被银行以信用有问题为由。谢艳遂于同年5月27日到中国银行进行查询,发现有一笔以自己名义向北银消费金融有限的贷款。该贷款发生于2014年9月28日,已逾期6个月未按时还贷。经查询,谢艳发现有人冒名以其名义于2014年9月22日与北银签订了《合约书》,申请了20万元的贷款,后因该冒名者未及时还款,导致谢艳被中国银行征信中心列入失信名单。

  谢艳遂向要求北银消费、农行厦门分行、进步、卡玛卡立即消除谢艳在中国银行个人征信基础数据库系统中的不实记录,并赔偿谢艳律师费损失及损失。北银、农行厦门分行认为原告主张的被冒名事实应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

  一审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谢艳主张有人冒名以其名义于2014年9月22日与北银签订了《合约书》,依法应由谢艳提供以证明谢艳被冒名,现谢艳提供的并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主张,雷恩体育故驳回谢艳的全部诉讼请求。谢艳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于厦门市中级,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北银等赔偿谢艳律师费和损失费,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二审将案由姓名权纠正为一般人格权,认为北银在办理贷款过程中,未对申请贷款人是否为本人进行审查核实,给他人冒名贷款进而损害谢艳的个人信用的行为提供了机会,存在。本案尚无卡玛卡存在的;农行厦门分行、进步的行为与本案损害后果不存在相当的关系,谢艳因不良征信记录遭受了一定的损失并产生了一些费用,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北银赔偿谢艳损失3000元,驳回谢艳的诉讼请求。

  现实生活中冒名的现象时有发生,往往给被冒名者人格权等利益造成不利的后果,如果让被冒名者就被冒名行为承担证明责任,反而增加了者的负担。本案是典型的基于冒名贷款引发的人格权案例,采取让贷款证明与被冒名者存在借贷关系,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的方式,最大程度减轻了被冒名者的举证负担,保障了被冒名者的利益。

  该案判决回应时代和的需求,借鉴相关研究以及国外立法例,利用我国《侵权责任法》对民事权益的性的立法特征,开创性地将信用权纳入一般人格权予以,不仅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效果,而且对于同类案件的处理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值得借鉴。

  江海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材料和商标证书,假冒“安德阿镆有限”的名义在阿里巴巴知识产权平台以王垒经营的“雷恩体育”销售的涉案商品经其购买鉴定为假货且“安德玛”商标权为由,向淘宝投诉了同业竞争者王垒经营的淘宝店铺。该恶意投诉行为导致王垒淘宝链接被删除,且受到降权处罚。

  2018年9月,王垒向杭州铁运输提讼,请求判令江海赔偿自己因商品链接被删除造成的经济损失800万元及合理费用3万元。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认定江某的恶意投诉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江某赔偿王某经济损失210万元。

  经营者应该依法开展各项经营活动,不得侵害同业者的权益。电子商务领域,恶意利用电子商务平台的相关规则,通过变造凭证,谎称被投诉的产品存在侵权,恶意投诉同业竞争者,严重损害对方的正当商业利益与权益,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准则,消费者,营商。

  将同业竞争者的恶意投诉行为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要求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以民事诉讼,不失为互联网+交易领域相关经营者权益,正常市场经营秩序和诚信商业的有效途径。

  山东市滨城区检察院诉滨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依法履职行政公益诉讼案

  2018年5月,市滨城区检察院在履行公益监督职责中发现,“美团”“饿了么”“百度外卖”等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及辖区内多家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存在未依法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量化分级信息以及公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超过有效期限未及时更新等行为,违反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的。市滨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为本地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问题监管不到位,致使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隐患存在,侵害了公共利益。

  2018年6月8日,滨城区检察院向区食药局发出诉前检察书,督促其对相关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未依法公示和更新相关信息的行为进行监管。2018年9月3日,滨城区检察院依法向滨城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区食药局对“美团”“饿了么”“百度外卖”三家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及辖区内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未公示和更新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信息、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2019年1月9日,滨城区作出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区食药局表示今后将加强网络餐馆服务第三方平台监管,全力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食品药品安全领域造成众多不特定消费者权益等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事实,既包括具体的侵害事实,也包括存在的侵害。只要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隐患,危及众多不特定消费者身体健康,就应认定为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食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监管部门不履行职责的,检察机关有权依法提起公益诉讼,监督职能部门依法履责。依法作出确认违法的判决,对行政机关履职具有警示意义,能够更好地促进相关行政机关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依法行政、全面履职、公共利益。

  2018年7月27日,受“Metoo”运动鼓舞,人(化名)在在“女泉”上匿名发出公开举报信,称2015年夏天,汶川地震时被多家称为“坚守灾区最久的志愿者”的社工明星刘猛在“一天公益”的温江工作站内对其拥抱,实施性。同年9月,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李莹主任以及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田咚律师,作为小丽的代理律师,向提讼。

  2019年6月11日,成都市武侯区对此案进行一审判决,被告刘某存在性行为,要求被告在判决结果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当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同时认为,刘猛的性行为系个人行为,“一天公益”并非该行为的共同侵权人,且与“一天公益”系基于劳动合同而产生相应的义务关系,应另案诉争。据此驳回了提出的损害赔偿和雇主机构“一天公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请。此案系国内法律史上第一起以“性”为案由判决的胜诉案。

  最高在2018年12月12日发文将“性损害责任”列为的民事案件案由。本案是性作为案由后审理的第一个案例,意味着我国对性争议的处理司法渠道。本案原告胜诉,不仅对施害人是一种制裁,也对相关机构强化教育管理提出了警示,彰显了司法对女性的,对反性具有标志性意义。以往若须将性立案,其案由往往不够清晰准确,不论是名誉权还是一般人格权,都未必能够准确描述性给者带来的损害。最高将“性损害责任”作为案由,为性者寻求司法提供了依据,也为处提供了依据。

  2019年3月31日下午,在四川省凉山州森林火灾救援过程中,27名森林消防指战员和3名地方扑火队员壮烈。4月2日,国家应急管理部、四川省批准30名同志为烈士。当日,霍某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就凉山烈士救火一事发表性的不当言论,凉山烈士的品德和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4月2日,市莲池区检察院发现该线索后,迅速移送至市检察院,经初步调查,市检察院于7月24日立案,启动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程序,并积极开展调查取证工作。7月31日,市检察院依法履行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在上发布公告,告知凉山30名救火英雄的亲属可以就霍某发表烈士言论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公告期满,30名救火英雄的亲属未提起民事诉讼。

  8月30日,市检察院依法向市中级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追究被告霍某侵害凉山英雄烈士名誉权、荣誉权的民事责任,请求判令被告通过国家级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9月24日,市中级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并当庭宣判,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霍某当庭表示不上诉,并当众致歉信,对自己发表性言论的违法行为深感后悔,希望得到英雄烈士的亲属及的原谅。9月26日,霍某在《检察日报》上刊发致歉信,向凉山英烈的亲属以及全致歉。

  英雄烈士的形象是民族的体现,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和荣誉等不仅是个益的重要内容,更是的重要组成内容,蕴含了核心价值观和民族的共同情感。对通过互联网损害英雄烈士名誉权、荣誉权的行为提起检察公益诉讼,依法捍卫英雄烈士的名誉,彰显了检察机关的鲜明司法价值导向,对于加强英雄烈士的,传承和英雄烈士,对英雄烈士的情感,匡正公序良俗,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2013年9月,市局对现代汽车自韩国进口的全新胜达3.0车型进行了车辆环保一致性抽检。后经两次复检,于2014年1月20日对检测结果进行了确认。最终认定现代汽车自2013年3月1日至2014年1月20日进口中国并在地区销售的全新胜达3.0车辆的排气污染数值中颗粒物一项数值排放超过京V标准的限值。

  2016年5月11日,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研究所针对现代汽车的以上违法行为,向市第四中级提起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现代汽车停止销售并召回已销售的不符合京V环保标准的车型,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生态修复费用,同时在上公开道歉。2016年6月2日,立案受理了此案。

  2019年5月21日,经市第四中级审理,该案以调解方式结案。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协议确认被告现代汽车已停止销售违规排放的全新胜达3.0车辆,并已经对在地区销售的全部违规排放的车辆予以维修并达到排放标准;同时,被告还应于调解书生效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设立公益信托,向信托受托人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交付信托资金120万元,用于、修复大气、防治大气污染,支持公益事业,并就销售车辆不符合排放标准一事向致歉。原告为本案支出费用由被告承担。四中院于2019年3月28日将调解协议在报进行了为期30日的公告。

  在公益诉讼中,生态损害赔偿金的赔付、管理和使用一直是实践中的一个难题。如何将损害赔偿金真正用于修复,实现专款专用,这是实现公益诉讼成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本案历时数年,最终通过调解达成协议,有关各方一致同意用公益信托的方式实现赔付资金管理,并切实运用到修复中,这对于确保损害赔偿金有效利用,推进公益诉讼落到实处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海南省文昌市检察院诉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不依法查处“绝户网”行政公益诉讼案

  海南省文昌市检察院在履行职责时发现,在文昌市辖区海域内存在大量使用违置网(俗称“绝户网”)非法捕捞,海洋渔业生态资源的违法情形。经聘请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专家现场抽查鉴定,此类渔具属于导陷建网陷阱类,最小网目尺寸(20mm),不符合国家的最小网目尺寸(35mm)。新闻曾多次对当地禁渔期使用“绝户网”情况进行报道,检察机关也曾于2016年8月发出检察督促进行整改,但定置网非法捕捞行为仍未得到遏制、减少。文昌市检察院于2018年8月2日、9月3日、12月21日到冯家湾等海域跟进监督发现,该区域仍有大量违置网存在。

  2018年12月28日,文昌市检察院向海口海事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对辖区海域内大量存在的违置网怠于履行职责行政行为违法;判令被告在六个月内继续履行职责。海口海事于2019年7月2日进行开庭审理,2019年9月19日开庭宣判,判决确认被告对辖区海域内的违置网未完全履行职责的行为违法,责令被告在判决生效后六个月内履行查处辖区海域内违置网的职责。判决后,文昌市农业农村局(原海洋与渔业局)没有上诉,并主动与文昌检察院就如何查处定置网非法捕捞事宜进行沟通,同时制定专项行动方案。

  大量使用小于国家最小网目网具非法捕捞,是一种性的捕捞方式,严重海洋渔业资源和。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开展的清理行动不符律的执法要求。在行政机关执法过程中采取“变通式”执法,未依法完全履职的情况下,违法行为不能被有效遏制,海洋资源将持续受到损害,检察机关通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有效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规范执法,有力打击了“绝户网”现象,切实了海洋自然资源和生态。

  江苏南京市鼓楼区检察院诉南京胜科水务污染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南京胜科水务有限于2014年10月1日至2017年4月18日,在B高浓度废水处理系统未运行、SBR池无常使用的情况下,暗管多次向长江违法排放高浓度废水284583.04立方米、具有有毒有害成分的污泥4362.53和含有物质的混合废液54.06。在废水处理系统中,人为在线监测仪器数据,逃避环保部门监管,超标排放污水,共计违规排放超标废水9068630.28立方。经评估,上述侵权行为造成的生态损害数额高达4.7亿元左右。

  2017年8月25日,南京市局水上侦查终结,以被告单位胜科水务、被告人郑巧庚等13人犯污染罪向南京市鼓楼区检察院移送审查。2017年9月,南京市鼓楼区检察院对该案公益诉讼部分立案审查,走访了辖区内符合《保》条件的公益组织和相关行政机关,未有法律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拟就本案。2018年9月,该院向南京市玄武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南京市玄武区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刑事判决,以被告单位胜科水务犯污染罪,判处罚金币5000万元。被告单位胜科水务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南京市中级,南京市中级于2019年10月15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5月7日,向检察机关转达胜科水务提出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调解申请,其控股股东胜科(中国)投资有限(简称胜科中国)出具函。公益诉讼人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寻求公益“最优解”,同意调解意见。创造性同意增加第三人胜科中国作为赔偿义务人,采取“现金赔偿+替代性修复”方式,经35轮50余次磋商,科学确定4.7亿总额的调解方案。2020年2月7日,该调解书生效。

  因民事公益诉讼的调解程序仅有程序性和原则性的,特别是针对该案赔偿义务人无力支付赔偿款,由案外人提供的情况,具体调解方案难以把握。本案中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接受检察机关提出的诉讼请求,愿意积极赔偿损失,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可以与之和解。公益诉讼赔偿主体可以在不减损公共利益情况下,根据案外第三人主动申请增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履行损害赔偿责任的形式,检察院可以综合考虑被告赔偿能力、损害修复效果等因素,采用现金赔偿、替代性修复等多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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