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楚回忆录龚楚将军回忆录

科技频道 2020-02-18107未知admin

  第二章 参加农动我自加入主义青年团后,正值工人在苏兆征、邓中夏领导之下,继上海“五卅”运动,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九口开始大;紧接着

  我自加入主义青年团后,正值工人在苏兆征、邓中夏领导之下,继上海“五卅”运动,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九口开始大;紧接着六月廿三日,广州工、农、商、学、兵·十万群众反英的,又发生“沙基”,致造成了严重的省港大风潮,这一次巨大的大风潮,充份表现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尽管如此,因为中国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农业阶段,全国工人的总数,根据当年的调查估计,仅约为二百万人,以中国四亿人口计,它的比例,工人仅占全国人口的二百份之一;再从质量上言,中国工人绝大多数都是刚从农村跑到城市去做工,从农民转为工人,所此真正的工人实在少之又少。以这样少数的工人阶级能够肩负起中国的重任吗?

  的农运,开始于一九二一年,广东彭湃所组织的海陆丰两县农民协会,有十万会员之多,在当地进行了对地主阶级的经济斗争,甚得农民所,后来虽曾被陈烱明所,但失败后,农民协会又恢复活动。

  一九二四年,在汪精衞、廖仲凯的协助下在广州开办了一间“农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农训所),由他自己负责,学生人数不到百人,以广东籍之知识青年为最多,如当时在北江做农运工作的侯凤墀、陈果强、李乐大、蔡正文,及福建的张鼎丞……等,都是当时广东农训所的学生,我既不是农训所的学生,对于农民工作是否胜任?但我又想到:彭湃可以做,难道我不可以做吗?我乃搜集有关农民问题的文件,加以研究,根据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党如何展开的运动”,指出了工人阶级参加资产阶级的目的:“在于争取这个的彻底胜利后,把它引向,同时指出了农民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同盟军,必须尽可能的组织农民,进行政冶及经济的斗争,因而必须普遍的组织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以反对地主和地主武装”。这个农民问题,过去末为所重视,直至此次全国才加以特别注意,但他们仍认为农民只是的主要同盟军。我当时觉得:在中国现阶段斗争中,他们对农民力量的认识,仍然是不够的。我认为:农民在数量上占全中国人口的百份之八十以上,甚至现时各阶层各业的人中包括工人在内,也多是农民出身,因此,中国必须得到广大农民的和参加,才有成功的希望,这是无可否认的铁一般的事实。无论你是或是党,不管你是民族、单命、或是,都不能脱离这一巨大无比的农民力量。

  那么,要争取中国广大农民来参加现阶段这一“资产阶级性的”是当前最主要的工作,农民将是中国的主力。因此我觉得我的任务极有意义,而且很重要。我对农民问题得到了这个结论,就怀着兴奋而又喜悦的心情,于六月廿一日乘搭粤汉铁的火车赴韶关。是日下午五时到达韶关后即前往省农会北江办事处接洽。是晚与办事处负责人侯凤塀、卢克平及曲江农会负责人陈果强(上述数人都是农民部特派员)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我先到乐昌协助陈德钊开展乐昌县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并负责指导仁化县农动。

  翌日晨早起程去乐昌,于晚上六时才到达了我的故乡——乐昌县城,便立即到民团局与陈德钊同志晤面。我们隔别了将近四个多月,又在故乡重叙,而且共同工作,自然是喜不自胜。

  当晚我洗过澡后,即与陈德钊同志同到一间小酒家吃晚饭,正是:杯酒言欢,畅叙旧情,并听他叙述过去的工作情况,直到深夜,才尽欢而散。次日一早,我就独雇小舟,回家省亲,稍事勾留,即回县城。是夜我和陈德钊同志应乐昌民团局长李傅楷之邀宴。席上他对我回乐昌工作,表示极为欢迎,允以全力支持,并要求我利用时间为他整训现有之民团,以为将来之用,他这种和诚恳的态度令我感佩。

  李局长虽是前清拔贡,伹思想,当中山先生组织中华党时,他就是之一,被派来乐昌发展组织,又曾任乐昌民选县长,卸任后,便留在家乡,因他是本县大绅,具有实力,外来皆必须利用他的实力来维持地方治安,故任本县民团局长有年。后来乐昌农民协会的发展,赖他的助力不少。

  北江地区横亘着五岭山脉,位连湘、赣之边,这一带大部份是起伏不断的山峦,地形险要,由赣入粤,经梅岭关至南雄,沿浈江南下;由湘入粤,经蔚岭关至乐昌或经坪石,沿武水南下至乐昌;浈、武两水汇合于韶关成为北江,故韶关为北江之枢纽,从来为军事要地,现虽有粤汉铁贯通南北,但仍不失其军事要地之价值。

  北江农民都具有中国农民的劳动朴实的品质,他们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因为土地并不肥沃,而耕作技术又十分保守,所以长年都生活在穷困的日子里,吃的是青菜饭和杂粮,穿的是破烂布衣,住的是泥土筑成的古老屋,中国传统的“乐天知命”的思想保持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根本就不会自发地从事一项要求改善生活方式的行动。

  北江的可耕地很少,而且很分散;拥有二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为数很少,多半是十亩至五十亩的自耕农。他们的生活虽然比较普通农民好些,但由于近百年来的侵略及中国的变乱相袭,农村的经济破产,正如中山先生所说:只有“大贫和小贫”的分别而已!

  少数的豪、绅是农村中的特殊阶级,他们与污吏相,朋比为奸,把持着地方。国家的粮赋和捐欵,全部给小商人及负担,他们不愿拿出分文,还要从中窃骗。属于大众的教育基金、义账基金、积谷基金等等,他们可以随意侵吞,巧取豪夺,纵情浪费。农民稍有异言,小则破产,大则亡身。同时,有些劣绅,常在乡间利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离间,制造争讼,使人倾家荡产,而他们却从中渔利,藉此来增加他们在农村中的。至于放和藉故强夺民产……亦为地方土豪常做的事。

  农民耕种着地主的土地,每年要将土地收益的百份之三十至百份之五十,缴纳给地主作田租。每逢节日还要送礼孝敬地主,有时还要无条件为地主义务劳动。许多刻薄的地主常利用他们剩余的粮食和,在青黄不接的夏荒时候,将粮食或相等于粮食价值的,作贷放给农民。最普通的是在夏荒时借一担(一百斤)谷子,秋收后即要还一担半(一百五十斤),仅仅三四个月的时间,利息就等于贷金的百份之五十。

  有些有田契或屋契作抵押的贷欵,年息亦达百份之三十六以上。农民终年辛勤,秋收后所得的谷物,除了缴付地租和利息外,便所剩无几了。

  农村中流行着一首民:“农民收了谷,家中无粒粟,田主家里堆满屋!”这首充满辛酸的词,正是当年中国农村的最好写照。

  农民在秋收后,必须以收获的谷物去换取日用必需品,如油、盐、火柴、布匹等。因为运输困难,农民无法将谷子运送到城市中去售卖,而且穷苦的农民很少有储藏粮食的谷仓,只好痛的卖给附近的豪绅地主及的小商人。

  的豪坤地主们,利用他们的,故意压低谷价,大量收购廉价的谷米;到夏荒时,又以超过原价百份之七十或八十的高价卖给缺粮的农民。无钱购买的农民,只好受着的剥削,这样循环下去,许多农民便成为终身负债者。他们的劳动力也永无止境的被剥削下去了。

  农民并不心甘情愿的受这种无限无制的剥削,他们心中早巳隐伏着和怨恨。可是他们缺乏积极的性与组织性,如果没有外在的力量来冲击起他们内在的意识时,他们不可能也无力量来掀起一次惊天动地的运动。根据中国的历史,每一朝代,都曾发生过农民的运动,但是每一次的农动,都是由中产阶级或知识首先发难,并不是农民自己所主动;北江农动的开展情形,也是如此。

  因此,这一阶段中的的农动,可以说全部为所包办。老林祖涵,当时便是农民部的部长,为了实际掌握广大农民,适应当时中国的实际出要,提出农动的口,那便是:“反对豪绅地主,厉行减租减息,实行耕者为其田!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这些动人的口,虽然当时农动的手段还温和,但在农民看来,已经常满足了。

  北江区包括了清远、英德、佛岗、曲江、翁源、南雄、始兴、乐昌、仁化、乳源、连山、连县、阳山等十三个县,全区的工作领导由设于韶关之广东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负责,北江办事处由负责曲江盟运的候凤埠、卢克平等兼顾。北江的工作重点放在粤汉铁沿线之清远、英德、曲江、乐昌四县,为了工作的联系,各县农运之特派员,每月均定期到韶关开会一次,北江的农运工作,便由此而蓬勃的展开了。

  广东农民协会的组纯系统是这样的:省农会——县农会——区农会——乡农会——村农会

  农民入会时每人缴交会费银圆二毫,入会后由县农会每人发给铜质证章一枚,作为会员之凭证。

  各级农会均有会旗,旗的大小代表农会的等级,旗的特征是旗杆尖端的红缨之下,有一面绣有镰刀斧头的小红旗,这一小红旗约等于大红旗的二十份之一,小红旗下面便是大红旗,旗的正中绣有一张中国农民的犁,犁是白色的,红白相衬,互相辉映,鲜艳夺目,红是象征热情,白是象征无邪,它的标志,很明显的表示出它的代表性,大旗之上的小红旗,使人一望而知是党。

  乐昌农运工作,陈德钊筹备了三个多月,仍是“乐昌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一块空招牌,而且是附设在乐昌民团局内。民团局本来是豪绅地主地方武装的指挥部,是我们的对象。虽然乐昌县民团局的情形有些特殊,因为李傅楷局长思想进步,他不特不反对,而且赞助,但农民协会的招牌挂在民团局内,难免不使人发生怀疑。同时还有一件令我惊奇的事,乐昌竟没有的组织。我觉得以乐昌的民风,若没有一个的公开机关去发动工农运动,会不前的。我想起了先贤有一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一点,陈德钊同志是没有理解到这个问题的。所以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都徒劳无功。为着要迅速展开工农运动,我觉得必须首先组织,成立乐昌县党部,从而掌握住这个部,利用名义,以推动工农运动,这样就事半而功倍了。我经过慎密的考虑后,立即约同乐昌县长曾昭声、民团局长李博楷及陈德钊等发起召集地方一次组织筹备会议,适于此时,乐昌籍在广州读书学成归来的学生丘剑一、朱节山等(他们都是主义青年团员)正好共同参加这一工作。

  第一次筹备会议在七月二日,出席的有二十余人。会议由曾县长主持,李傅楷也在会议上发言,他说:“自中华党改组后,乐昌党务即已解体,现在龚、陈两同志是农民部派来乐昌工作的,关于本县组织及成立县党部等项工作,自应急不容缓……”。我继即说明:改组后的“联俄”、“容共”、“扶植农工”三大政策的意义,虽然中山先生今年(一九二五)三月在不幸逝世,但领导下的广州仍有汪精卫、胡汉民、诸先生继续领导,遵循中山先生遗教迈步前进,亦仍继续援助中国事业,正在不断的进步发展中。希望我们大家共同为而努力奋斗。

  经过大家热烈发言之后,即席选出曾昭声、李傅楷、朱节山、陈德钊及我五人为筹备委员,出席这次会议的人都纷纷登记加入,并分别负责微求。旋于七月十二日召开大会,出席的共有三十八人,即席选出:朱节山为常务委员,曾昭声、李傅楷、陈德钊、谭军略、龚无害、丘剑一为委员,我为监察委员。乐昌县党部即日宣告成立,并以乐昌公局为中国乐昌县党部的会址。

  此次选出的党部委员除曾昭声、李傅楷外,其余的均是及主义青年团员,且在会后在员中我们又吸收了四个青年团员。

  龚楚曾是红军创建人之一、高级将领,他是历史的人。《龚楚将军回忆录》很有价值,通过这部书,我们能够清晰地了解当年苏维埃是怎么回事,红军肃反有多么。国家作为瑞金时代的人,曾经在小范围内承认龚楚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

  龚楚(1901~1995),粤北乐昌长来村人,15岁入广州巿立一中。16岁参加粤军,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1年任粤军连长。1924年入团,1925年转党,回乡从事农运。宁汉,1927年5月初在韶关任“北江工农讨逆军”总指挥,率部参加南昌。1928年1月,与、陈毅、王尔琢等发起湘南。1928年5月,指定与朱毛组成前敌委员会,头颅也与朱毛同一价位──捉到两万大洋、击毙一万、报信五千。1929年12月参与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参谋长。此后历任红七军长、模范团长、粤赣军区司令、红军代总参谋长。1934年10月中旬,红军主力西撤后,任留守江西苏区的军区参谋长。最后一个职务为方面大员:湘粤桂边区兼该区红军总指挥。1935年5月2日,只身离队,留下一份“脱离声明”。

  红军创建者之一的龚楚,为事业历尽艰辛,几入,左腿,加之身居高位,匪首,按说只能跟着走了,怎么会离开队伍呢?都熬挺11年了,怎么会否定呢?自然,龚楚之叛说来话长,有着主客观复杂因素,须稍展述。

  林野(1902~1934),福建龙岩人,,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北伐,宁汉合流后脱离汪部回闽西。1928年初参加领导的湘南,即任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率部攻占龙岩,林野父母被当地农会在中,担心林野报复,当地共干要求将林野交送地方处置,不允,来要人的农会共干。红12军在福建成立后,林野出任军参谋长,工作中得罪军谭震林,调任红军军政学校四连连长,后任红军公略学校教育长、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1934年秋,红军主力突围,林野任野战军(突围部队)总司令部参谋,随军行动,走了两天,因脚受过重伤,行走不便,调他回军区(留守部队)工作。当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从福建跑到江西苏区来找他,最高浪漫的“+恋爱”,真是说不出的喜悦。

  林野向西江(会昌县属)军区司令部报到的第二天,谭震林到龚楚办公室,细声对龚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龚楚以为要林野回龙岩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谭震林一声:“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家!”龚楚一个寒噤,忙问:“林野同志是老,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的地主阶级(按,指其家庭出身),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也不能让他混在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龚楚认为像林野这样年轻有为的同志,并无明显错误,仅仅怀疑就要杀掉,实在难以接受。谭震林虽然地位比龚低,却是“国家长”,直属领导,操握留守红军全体人员的生杀。除了对动手须报告局,中下级干部与士兵平民,毋须任何机关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龚楚深知谭震林为人刻薄无情,无法,但寄望项英。龚找到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吗?”项英很庄重地回答:“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为了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龚见项处无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啸仙,两人虽已失势,却是着名,且与龚私交颇深,尤其阮啸仙是广东农会时期的老同志(后任赣南军区),也许能救下林野。两人听后,互望一眼,瞿秋白说:“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

  当天下午三点,项英通知林野,说是派他重赴红军学校任职并请他们夫妇吃饭。林野夫妇兴冲冲地赴约。下午四点开饭,特地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龚楚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眼看这对恩爱夫妻笑意写在脸上,浑然不知,自己既无法更不能泄露,心如刀绞。他忽然想到至少应该救下的林妻,便说:“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15里,天快黑了,此间有空,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吗?”一旁项英、陈毅顿时,道:“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这对恩爱夫妇婉谢好意,他俩哪里会知道龚楚的真正用意呢?这对好不容易会面的青年夫妇,当然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

  事后,那两个在途中动手的员,向龚楚报告经过:走了十里,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后,一位黄同志拔出大刀去杀林,其妻大叫,双手拖住黄不放,林野发足狂奔,另一员立即赶上,举刀便砍,林一闪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负伤,又被劈中右肩,此时再想逃,被追上照头一刀,脑破两半。林妻也已被黄同志结果。那位员说完嘿嘿一笑:“这次若不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了呢。”龚楚事后对谭震林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活剧了。”谭讽笑道:“参谋长还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1945年七大,追认林野为烈士。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局进行严密整肃。局,常常一句“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为处置这一大批“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错误,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的历史性大,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所谓长征)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局人员组成的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与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局”培训的,时刻,随时可对自己“动手”.百色起义主要、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李明瑞的。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更何况,龚楚已有“历史污点”.1933年5月下旬,主持会议宣布:“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教育,并给予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高级研究班受训。”随即在红军总部召开思想斗争大会,对龚楚,提前经历“”.局要龚楚,也不是没有“历史依据”。

  这一时期被“肃”的红军还有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宁都的主要,带着26军两万余人及众多弹械投红,出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仅仅因为与参谋长赵博生()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龃龉,同年6月即以“读书”为名予以,10月与部下另一将领黄岳同时被杀。1927~1934年间,也被清算过“富农线”,三次中委八次严重与。1932年初,萧劲光因“小资产阶级意识”差点不得出任五军团,5月又遭撤职与处分。远未成功,者已在支付“必要的”(始于的流行语),交出去的是的与生命,抓住的则是干巴巴的抽象概念与。

  有饭吃,有衣穿,这是一支军队下去的基本条件。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有胆有识的毛.就开创了抓“”索钱粮和“借粮款”的经验。这对军队的和最终胜利意义重大。这一巨大功绩理所当然的应记在的功劳薄上。

  龚楚于1954年在出版的回忆录,其中记述了一桩红军抓光洋的具体。

  一天,龚楚经过瑞金附近的龚,“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休息。这个龚,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家具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的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着说:“我家老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几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和两个儿子都去,又打又吊,迫缴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缴了,老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之情,替我们说句话,我家老的时候曾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们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起头、流泪。龚楚虽然答应替她们想办法,但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她们。“曾有个医生因缴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药店也被,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沦为乞丐了。”

  自一九三三年秋,实行消灭地主的农民政策后,农村更趋严重,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去清算,家中屋宇财物全被,他以参加多年的结果,弄得,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投降,掉转枪头,参加到的队伍中去。出身的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也因不满现实,在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毕业后,也逃出苏区投降。红军中下级干部逃亡的更多,地方干部中逃亡的有石城、宁都的赤卫队长,许多县份的村、区赤卫队长,以及大批纷纷逃出苏区,吉安、赣州一带的区域去。

  农村中地主的手段,是万分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以;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在“斩草除根”的口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所谓“人性”这个名词,在党的经典中,已经找不到了。

  当时打着的旗帜,其目的,若从正常的线来说,是在实行以建设主义新。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过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在苏维埃运动时的,并不是真正的;中国的,只是被,被的对象。中国的——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却喜欢“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也看中了他们,认为他们是贫农成份。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发财妄想。他们唯之命是听,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于是,这些便认为是的积极,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呜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冶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地方苏维埃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一旦掌握了地方,或领导着组织,他们当然,胡作胡为了。

  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了善良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复。

  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后,有将富农称为地主,中农称为富农,极尽其敲榨的手段。

  第三,他们现在有钱有势,便藉着“男女平等”的口,以提倡妇女参加工作为手段,将乡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妇女,任意与,如果她们,便用种种,加以,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之下!而一生不屈的便了生命。

  有一个时期,也觉得这种情势非常严重,曾发出“反、反腐化、反保守报复的农识”的,在展开思想斗争,进行思想教育,纠正地方干部的错误。可是,这些的本质太坏,任你如何斗争、教育,都无法改过纠正。他们已变了新兴的阶级,成为苏维埃的,如果没有他们,苏维埃便一无所有了。所以,了苏区内阶级的面幕,完全是一群腐化、龌龊的在狂舞!像这样的,怎不令的份子呢?怎不令善良的工农受尽磨折呢!

  当红军主力突围走了之后,这班,知道来日无多,有的是窃取公家财物逃出苏区,有的是拥着娇妻潜匿深山逃避斗争,有的更,带着藉借粮筹款供应红军之名,向稍有存粮存款的红军家属,甚至红军家属妇女。这时,乡、区多数已找不到一个负责人,苏区已陷入无的恐怖状态。项英曾严饬各省级党政负责人消除这极严重现象,迅速恢复苏区秩序,但结果毫无办法,这就是最后苏区的状况。

  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红军。龚本人于1991年91岁高龄时回国定居。

  另据陈毅回忆,若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一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的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元,余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摘自《陈毅军事文选》,陈毅著,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龚楚被称为第一叛将,他当时在井冈山的排名仅在朱毛之下,“朱毛龚”更是当时公文里常出现的名字。他不但是红军的缔造者,一手创建了红四军和红七军,而且长于,是早期罕见的文武全才。

  在读了他的《我与红军》后,又读了他的《龚楚将军回忆录》,后者比前者叙述得更详细些,但都到他脱离红军嘎然而止,对以后的身世经历没有一点交待。

  龚楚的回忆录比较难得的是,因为没有什么,所以无论当时高层的人事关系,还是作战经历都以最原汁原味的方式曾现出来,比如毛的聪明绝顶与跋扈,比如朱的温厚隐与笼络手段,比如周的刻薄寡恩与唯上是从,比如彭德怀的刚愎自负与推诿责任等等。

  读了龚楚的回忆录,就可对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有更深的理解,比如毛的讨厌知识,并不是因为他在北大图书馆受人奚落,更重要的是他在井冈山作山大王作得风生水起好不得意时,来搅局的先是那些大城市跑来的知识,后来是从苏联跑来的知识,他受这些知识的和鸟气比北大时的奚落更甚。中国的知识一向是有余才干不足,败事有余成事不足,而这又恰恰被中国所证明了的。

  彭德怀对自己的军事才能非常自负,但他统筹规划,战场调控的能力很差,打了败仗还要推诿给人,也是龚在红军时期唯一与之有过摩擦闹过不愉快的人。彭的这种好呈能的性格也是促使他当年发起百团大战,勇挑抗美援朝重任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唯上是从的个性也从最早的紧跟国际到最后的紧跟毛都没一点变过,可能唯一改变的就是本来嗜血的性格变得温和。

  读龚楚的回忆录最大的感慨是,命不大的人不要去干,一干命就会没有。龚楚在红军的那段日子里,可谓九死一生,每次都差不多死了又给他逃过来,一次比一次惊险,他曾坐船仅仅因为没有和同行的人在一个船舱就逃过一劫,而另一个船舱的同志后就被杀了,他曾和一队士兵被敌人俘虏,就在敌人要枪决他们时,他用广东话喊了一句“没想到我今日要命丧于此”,没想到同是广东人的营长就此给了他一条生。

  龚楚的绝不是所说的意志薄弱受到,而是他的和当时苏区执行的国际政策越行越远。到苏区后执行国际的三光政策,不但把地主杀掉还把富农杀掉,苏区经济在重重之下迅速崩溃的同时,周对内部人也展开比毛更疯狂的清洗,大批中下层干部被杀,一点不亚于张国焘在四川搞的清洗。

  龚一方面看到苏区的生活比过去更加悲惨,苏区干部的化更加深了这种悲惨的生活,一方面看到优秀的部下被局杀掉而无法,再加上他曾因发展根据地经济而对地主富农采取温和态度背上一年的处分,这种种都使他对产生失望以致于,他说他是一个主义者,而主义不讲,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在红军长征后,他留下和项英陈毅一同支撑残局,他主管军事。此后要他带最精干的24师去鄂赣粤创立根据地,他任军政一把手,他到了那里后找机会脱离了红军。

  龚楚脱离红军,先回了老家乐昌,后加入余汉谋的部队负责剿共,若不是陈毅谨慎,项英陈毅差一点被他抓住。1949年龚楚在家乡向投诚,后经举荐去海南当说客,但他没去海南而在定居下来,曾委派他在收编残部,但也被他所拒,从此远离。

  1990年年逾90的龚楚重返故乡,1995年在故乡去世。龚楚的一生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他一系列的选择很值得现代的我们再回顾一下,同时也对中国那段历史有更深的体会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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